观察 | 2020后的公益新生态与新思维——从公益封建制到公益生态大循环
前言：本文基于作者在CPO圆桌会“企业公益的新趋势与公益经理人的新定位”的发言中，关于行业生态现状和发展趋势部分内容，发展完善而成。本次活动上，作者发言的原主题是《企业的全要素竞争力与人的全方位个人实现》，重点讨论的是以企业和精英阶层为代表的潜在公益新资方与公益的关系和诉求，以及如何与其构建价值和事务共同体。发言期间，作者基于以2020年度公益领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着手，对相关现象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并讨论了一些相关的趋势，在做发言稿的修改时，考虑到这一部分是后面具体问题的讨论基础，遂将相关内容展开、补充完善之后单独成文，供大家参考。同时发言的主体内容，将在后面以另一篇独立的文章《公益新资本的现代性价值逻辑——企业的全要素竞争力与人的全方位个人实现》进行讨论。
导语：抱团取暖救不了公益小圈子，这个领域需要一些新思维
公益小圈子的同志们总喜欢说抱团取暖，听到这话的时候，总想起BBC关于企鹅的纪录片里的场景：暴风雪来袭，一群帝企鹅挤成一团，边上的企鹅拼命向里面挤，不挤进去会被冻死，里面的企鹅时不时也需要转到边上，不然会被热死；时不时还会有一些体弱和幼小的企鹅，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挤死或者踩死——像极了爱情——哦，不，是像极了经济下行期、碰到中美贸易摩擦、又喜迎新冠洗礼，甲方爸爸和资方爷爷也没钱了，家里本来就没有余粮，不知道下一顿着落的公益组织和公益人。
个人对公益圈子关于抱团取暖的说法一直的想法就是：村里通共没有几亩地，还大部分靠村里大户人家从城市的阔亲戚那里讨些种子和化肥、三不五几还得讨点饭才能过活，虽然这么过也不是不行，而且社会主义新农村似乎也形势一片小好，三通也进了村，但穷还是穷，基础不行你就是发展不起来。城里人以体验生活、回归自然的心态，来这里种两年地，不影响他们随时回城过体面生活，村子里的土著呢？你们就没有考虑过背上你们的浪迹天涯小包包，顺着党和政府帮着修好的不确认几级的小公路，去城里见识一下世面，寻找一下机会？毕竟，国家发展公益事业、培育社会组织不是搞扶贫，不会给你们搞什么建档立卡，农村电商、异地扶贫搬迁、发展小城镇才是主流啊——重点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和现代经济社会循环的大逻辑啊。
如果你看不懂我在比喻些什么说，我就再说得直接一点：第一段，经济形式中短期不会好，如果只指着公益圈子里的存量资本和现存生态体系，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了，大家的日子都不过好过；第二段，公益领域靠老思维是发展不起来的，要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社会转型的大生态才有前途。这次分享（这段文章）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公益领域的资本增量在哪里？
这些公益新资方所看重的价值是什么？
公益新生态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基础和工作体系？
在正式讨论和分析之前，先说明我的基本观点和判断：
公益领域的资本增量的中长期主要来自政府，源于国家承担的公共性开支的制度性社会化安排；
中短期主要来自企业及精英阶层，源于企业发展和家族传承的综合性战略需求；
国家的公共服务资金增量入市，关注的重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制度性创新；
企业和精英的公共事务投资或消费需求，关注的是企业的竞争性优势建构和精英的多元价值实现和家族传承需求；
可见的公益新生态，需要基于中国的国情基础，突破“原始聚落+代理人中心”的公益封建制现状，推动聚落式公益生态的内循环模式转型，转向与[国家x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和业务直连的大协作模式
都是大题目，这篇小文章肯定没法说得足够到位，先破个题，这次能谈多少谈多少，尽量先把逻辑框架说清楚，细节、层次和理论看情况逐步展开。
补充强调一下，以上以下所有观点和想法均仅代表个人立场，不保证立场客观、不保证逻辑严谨、不保证结论正确，仅供参考。
残酷的事实1：政府的钱是指望不了了，公益从业者必须另有考虑
今年大家的日子应该都不太好过吧？大概在3-4月间，有做社区服务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合作的街镇中，今年有约20-30%的街镇，在预算调整之后，其中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预算是零。而上个月我和市直机关的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个情况，朋友告诉我，这个数字比例现在看来，可能有些过于保守……8月的时候，我去中西部的两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出差，当地政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当地的情况也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差——毕竟，如果上海都在勒着裤腰带过紧日子，中西部的日子显然也不太可能好过……
要知道，几年前我曾经有一次为了准备给民政系统社会组织工作的课程，找到上海某民政的朋友，问他有没有什么好的社会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可以和中西部的同行分享的，这位在区里干过社团局局长的朋友当时的话历历在目、句句见血，真诚而残忍，原话不太记得了，大意如下：“实话说吧，经验是有一些，但他们可能真学不了。业务水平倒是其次，主要是一方面他们社会组织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省里一年用于社会组织工作的钱，可能还不到我们区里相关预算的一个零头……”——现在好了，国内外形势摆在这里，大家都要过紧日子，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大家的起跑线倒是拉到接近的位置上了。
说前面这段话的意思是：短期内，不要指着政府的钱过活了，他们没钱，有钱也要先养活亲儿子们；中长期来看，也不要过分指望政府的钱，从组织经营的逻辑来看，少数大客户是很危险的，中国虽然有很多地方，但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跟着政策走的，虽然略有差异，但总体上可以视为一类客户，适用前面这个逻辑。
那么，未来的空间和钱在哪里呢？公共服务和财政资金仍然是大头，但可见的未来，建议不要太惦记，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展、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公共服务体系转型的一部分，没那么快，而且特别复杂，它得与财政、税收、法律、组织人事、机构管理、基层治理、政社脱钩、政社合作、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转型战略……等一堆东西协调推进。哪一项工作没到位，其它部分工作都必须等；哪一项事情跑得太快，都会被其它部分的事情扯到X——想想为什么现在社会组织被收得这么紧？不是政府刻意为难社会组织，实在是基础太差、现实太乱，前几年打激素式的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爆发出的问题目前的制度和现实消化不了，我们的政府只能响应现实的呼声，放慢了它大跃进式地社会组织发展步伐，停下来等一等它的社会和人民。也就是说，除了钱，还有很多根本性原因，必须逐步来——而且，即使推进了，财政的那些钱、政府的那些事，主要也不是流向业界的，主要流向的是官办社会组织、以及作为政府终端的基层自治组织、以及被信任的极少数的民间社会组织。
当然，因为改革的逻辑，以及中国后全能政府的性质和行为逻辑，出于国家责任和公共性的强调，政府的钱和事，中长期必然是未来公益事业的大头，但短期内是指望不了的，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必须另外有所准备。
残酷的事实2：行业圈子是靠不住的，当河里没水了，小池塘的生态是难以为继的
前面类似的话，圈子一些市场派的机构和大佬没少说，似乎给人的印象是，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还是得靠行业自身和社会力量的发展。我的观点是，这种想法也是不靠谱的，具体理由，我在文章《公益的现代化与本土化》这篇文章里分析过了，不多说了，只说一些总体的观察和判断。
这几年来，业内应该大体上有这样的基本的共识：主流公益领域现阶段是高度内卷的，而且内卷的程度和进度看不出来有什么转变的倾向。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公益领域的现状，并不是一种现代化的分工协作体系，而是由一个个公益小圈子形成的部落联盟这样一种较为原始的生态体系。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所谓的公益领域，实质上是由不同范围、不同尺度、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小圈子的聚落集合。这些小圈子内部有的内核是政府，有的内核是大的基金会，有的内核是企业，一个一个小圈子大家各玩各的。也有破圈的玩家，但通常他们的角色是游商，是即有生态和利益格局的食利者，而非创新者——这么表述没什么批评的意思，只是客观描述，我也不觉得他们这么种有什么不对，恰恰相反，在现实条件下，他们这种策略是非常合理和正当的——只是，除了公益商人之外，我们确实还需要一些格局和能力更加强大的公益资本家和社会企业家。（这里也不展开，挖一个坑，后面专门写文章来填）
上述这种小圈子主导的传统公益生态，形成的是一种基于特定信任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利益（或者价值）共同体，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必然内卷，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以道德水平为转移、不以效率最大化为转移、仅仅以这个共同体内的玩家的利益最大化和价值可持续为基线——这种内卷的程度和性质，只能说比政府主导的行政化的内卷强半分钱。其有效性往往源自小生态的主导者能够从上游导入（或者代理）一定程度的资金和其它广义资本，并以此为基础支持一定领域、一定范围、一定数量的公共事务的开展，主导者在特定的场域里，掌握着资源的代理权，藉此拥有足够的话事权和影响力，从而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公益封建制。当然，不是说这有什么问题，很多情况下公益小圈子存续所仰赖的资源，就来自于圈子的主导者的努力和贡献，应该尊重。在特定情况下，这种生态现实，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但肯定不适用于现在、甚至也不适用于可见的未来。它必要的有效基础之一就是，在小圈子之外，有稳定的资金供给和业务需求，能在大的经济和社会循环中，形成一个临时的社会经济小生态，在这个小生态的生命周期内，小圈子里的共同体们能靠这种阶段性、条件性的小环境活下去——但如果这种外部条件不具备了呢？
前面提到了政府层面已经没钱了，那么企业层面呢？前段时间去了中西部的两个省份，当地民政的同志都告诉我，他们当地都出现了企业发起的基金会，由于企业经营困难，发起人想和他们商量把部分的资金抽回去，给企业运营补血的事。当然，这个事情肯定是违规的，不可能同意，民政只能先提醒不能这么干，如果企业方面说了不听，就下文件、下通知要求整改。据我了解，这类情况绝不只在中西部地区，北上广深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是熟人，也不多讲，只能说，虽然违法的事情不能干，但目前的形势下大家都不容易，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都能站在更高的格局下，为大家共同的前景多想想。大量公益小圈子里的钱大部分来自于此，上游的河里长时间没水，作为河流附属的小池塘里的小生态是很难维系得住的。
今年的新冠疫情（结合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持续下行的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冷酷的理论实例：当生态上游的资金和需求都大幅度萎缩，当这个小生态里的大机构的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这个小圈子已经养不活太多人了，这是一种降维式是生态毁灭，没有选择，我们必须出圈，把自己接进一个体量更大、要素机制更完备、价值逻辑更清晰和科学的社会经济生态体系，否则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日子只会更加难过，同时也会进一步的被边缘化。公益不能再满足于自己只是一种道德性存在和成本中心，它必须具有主体性的竞争力和对于生态系统被认同的功能性意义和价值指向——这不仅是功利性的考虑，也是道德性的考虑。因为我们做公益，因为我们创造了社会价值，所以别人就自然应该给我们钱的假设已经不那么有效了，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对于资助方和行业上游也必须具有主体性的价值、而非纯粹公共性的价值，游戏才能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玩得下去。
不确定的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公益领域存在增量资本，但业界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在说了这么些对现状的消极描述和批评后，我们还是得回到建设性的路子上来。谈一谈公益领域可预见的未来存在什么资源和机会。
回到文章最初提到的内容：公益领域的增量资本主要来自两个领域：政府的公共性开支，企业及精英阶层的公共事务投入。
前者落地的周期性较长，且一直是“业擎社创”公众号前期重点讨论的内容，这段文章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基于这句核心表述“国家的公共服务资金增量入市，源于立足两个一百年的总体战略目标，配套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的中观战略，而来的国家主导的公共性开支社会化、多元化、的制度性安排，关注重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制度性创新”，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阅读以下几篇文章：
重点我们说明一下后者的价值基础和行为逻辑：为什么说企业和精英阶层的公共事务投入，会是一段时间内较为可能的公益新资本的来源，以及如何与这些私有领域的潜在公益新资方建立价值和事务共同体。
可能有人会问：不是说经济下行，企业和企业家也没钱了吗？你怎么又惦记上他们的钱了？
答案很简单：如果仅仅将公益视为一种道德性行为和成本中心，那么，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企业和精英阶层确实是不可能为公益多出钱的，不把拿出来或者承诺的钱收回去就不错了；但是，如果你意识到，如果将组织和个人的公益事务理解为一种公共事务，那么，企业公益和家族慈善，是可能成为企业发展和家族传承的一种战略要素和价值中心，并且，可以成为现代性的个人全方位自我实现的一种路径和载体。
而且，如果你理解个体、组织和社会的角色塑造和结构性关系，你会明白，这些功能、价值和意义，是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也就是说：为了建构自己的全要素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无论经济上行还是下行，无论钱多还是钱少，对于社会主体（个体或者组织）而言，公共事务都是需要去做的，区别只在于公共事务的内容、形式和其中承载的价值和意义的组合——恰如：每个人不管有钱没钱，都是搞关系的，有格调的说法就是“社会资本建构是人的社会性的基础性构成维度”；每个家庭不管富裕还是贫穷，都是要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有格调的说法就是“教育建构的知识资本（或专业资本）是人的现代性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参与现代化生活的沉没成本”。
2020年之后，公益需要新生态，公共事务操盘手需要同时具有资本意识和专业能力
前面说完这么有文化和绕口的长句子后，我们还是要落下来，说一些业界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心理和工作上的准备。
前面说了这么多，目标不是为了打击大家在公益领域工作和发展的积极性，相反，是希望大家能有更加积极的心态和更加有格局的思维方式、以及更加具有战略性和务实的行动策略和方法，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个就需要我们跳出自身的舒适区（包括现实中的舒适区和观念上的舒适区）。
依靠可预期的专业性和社会价值就能在公益领域生存下去的假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成熟的想法。因为它内含着一种产业生态具有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完备性的假设，而这种假设，至少现阶段不是现实的。大家有这种感觉，可能源于，国内一度有类似的公益产业生态有限完备体系，包括：
早期的国际NGO产业链的辐射而来中国的草根NGO的工作体系
2008年左右开始，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和公益创投形成的工作体系
现在的情况是：前者的空间被境外法大幅度收窄，而且即使没这么一波，这也只是一个市场极其有限，且高度圈子化的小生态；后者的体量和中长期前期倒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但是，如前面说到的，中短期内政府没钱了，而且系统性推进速度很慢，现阶段又处于“……发展-规范-发展-规范-发展-规范……”这个波动式演进过程的规范阶段——两者短期内都不要指望了。
系统性的梳理一下前面的意思，它说的是：只有在产业生态完备、公益产业链成熟的情况下，一个组织才能靠专业化地从事产业链所需的部分工作、提供其中的部分价值而存活，否则，它就必须同时解决价值定义、资本筹措、业务设计与提供、市场营销、组织管理等全链条、全方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欧美的NGO靠专业化就能生存，而中国的社会组织必须先搞关系的原因，因为前者的专业接进一个现存在产业生态体系就好，而后者则必须先被某种社会体系和价值体系所接纳，然后才能谈后续怎么合作——没什么对错，发展阶段使然。
在此基础上，公共事务（或公益）领域的老牌领袖和新生代领袖们，需要考虑做好几方面的心理准备和专业准备：
公共事务从业者首先是乙方，要有乙方的自觉和服务甲方的意识，不要把自己视为道德代表，习惯性的划同心圈，
公共事务/公益事业需要有更大的格局和更高的视野，必须有能力把生态体系里的主要利益相关方都吃透，以生态为单位分析问题和制定战略；
公共事务/公共事业的操盘手要有企业家的意识，这里的企业家是兼顾资本家和职业经理人的那种，一定意义上，其广义资本运作的意识和能力，甚至强于其专业化管理和执行的能力。
怎么理解前面这几条呢？核心就一句话：在产业生态的完备性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家首先是资本家，其次才是职业经理人，经济领域如此，社会领域更是如此，区别只在于广义资本的形态和产业体系的结构。
归纳一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们，必须逼自己成为企业家甚至资本家，否则生存和发展都是空话，这一过程可能至少需要2-5年——其实长一点也无所谓，因为如果你们能够逼自己成为了这种角色，你们会发现，公益领域的增量空间里，可能才是一个可持续的“正常”世界，在那里，业界一直追求的“体面”和“有尊严”才是一个真正可讨论的话题。
小结：公益新生态，需要新的结社形态、行动逻辑和战略思维
2020年我们已经见证了太多的历史，在可预期的未来，不管可能发生的一切我们是否乐意接受，估计我们还会不断的见证。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元年开始算，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形态不断的演化调整中，所谓的公益小生态，事实上也是这个宏观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时至今日，都只能算是其中很小、并且没有充分展开的一个领域，但随着改开的进一步深化，包括社会发展、经济转型、国家治理体系调整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公益领域、或者说公共事务领域，可能也已经到了迎接新时期里新资本、新思维入局的时候了。这需要有新的结社形态、行动逻辑和战略思维的准备。
这需要我们对当前的行业生态、小圈子文化、认知方式和行动逻辑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为未来公益新资本的入局和新生态的形成，做出一些必要的准备。包括思想的准备、能力的准备、人才的准备、制度的准备，打破现有的聚落式的公益小生态集合，打通大循环，把经济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专业能力进行衔接，形成良好的生态，引入更多的公益薪资方和新领袖入局，把我们的行业水平盘活，钱流进来了，人才流进来了，政府的公共政策和法律足够到位、足够完善起来了，包括社会运作机制和社群的模式建立起来了，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加现代化、本土化、可持续的公益产业体系，以及与中国国情、发展、制度、文化相适应的公益新生态。
作者简介
vim同志是一个中度亚健康的业余知识分子，主要在上海从事社会创新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研究咨询和教育培训工作。主要专业方向包括：社会治理创新、公益创业、企业公共事务等。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或者有事但不想干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相关的国情、社科和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研究。
vim同志的使命和目标是：通过推动社会创新领域的教育、研究和思想交流，支持社会公益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和生态体系建设。
vim网站：www.vim.org.cn，vim邮箱：vim@vim.org.cn
vim同志的代表性文章